黄洁夫，在医学界，他是中国肝胆外科专家，2015年被授予中国医学成就最高奖项“吴阶平医学奖”，也是与诺贝尔和平奖并列的“顾式国际和平奖”的获得者。在政界，他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曾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他曾说：“我首先是一名医生，我的敢言，是出于外科医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职业习惯——你把肚子一切开，是肝癌就是肝癌，是阑尾炎就是阑尾炎，骗不了人，所以你必须得实事求是。 

　　谏者，正也。 

　　按照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来看，黄洁夫是一个特别的人，直言善谏是他为官数十年最突出的特征：敢于说话，不怕丢官；善于说话，则获得听者认可。 

　　在医学界，十年磨一剑，黄洁夫被认为是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推手。他是中国著名外科移植专家，2015年11月，69岁的黄洁夫获得“顾氏国际和平奖”，这是与诺贝尔和平奖并列、被联合国认可的两个和平奖之一。在国内，他被授予2015年“吴阶平医学奖”——中国医学成就最高奖项。 

　　如今，70岁的黄洁夫是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虽然已经从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卫生部副部长的任上退休，但依然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为中国的器官移植和医疗改革事业积极谏言。　 

　　敢言，不怕丢官 

　　作为部长级高官，黄洁夫的敢言总是让人印象深刻。在他之前，很少有政府高官站在前台为一项改革代言，这种代言，甚至让一项政策变得有了“形体”和“温度”。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一批外科医生将器官移植技术从西方引入中国，包括黄洁夫在内的最早一批移植医生，在国内逐渐将这一技术发展成熟。从数量上说，2005年前后，中国的移植手术达到最高峰，全国每年完成9000例左右的移植手术。 

　　也正是在2005年，黄洁夫第一次语惊四座。那年7月，他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和著名外科移植医生的双重身份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他在会上承认，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主要来自死囚器官。他的这一发言，无疑是破釜沉舟之举。一语未毕，会场哗然。有人和他开玩笑说：“你捅了马蜂窝，副部长当不成了。” 

　　黄洁夫当时回应道：“只有我说实话，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才可以摆脱来自医学伦理和国际学术界的双重压力，才能使普通人民群众享受到这种医疗技术服务。丢官没事，大不了回去做医生。” 

　　破釜沉舟之后迎来的是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起点。2007年3月，国务院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不规范的移植行为加强监管，为中国开展器官移植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此之前，中国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除了亲属捐献以外，都来自死囚。黄洁夫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器官移植依赖死囚捐献，是很多国家都犯过的错误，如果建立起让公众信任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此后他极力推进公民自愿捐献，让中国公民的器官捐献逐步迈向法制化。然而由于改革涉及多方利益，一度进展缓慢。 

　　2012年，黄洁夫再度就中国器官移植问题大胆谏言。这时，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迎来拐点，黄洁夫也受命担任改革的领军人。2012年9月，在深入调查中国器官捐献制度不尽如人意的真实原因后，黄洁夫毫不隐晦地说：“管理体制是器官捐献事业的最大制约！没有反腐败，没有打老虎、打苍蝇，就不会有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 

　　也正是在这一年， 国务院的立法计划中，“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等被列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内容。随后几年，伴随着一个科学、透明的国家层面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建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逐步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2015年，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和来源转型。从这年1月1日起，中国正式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捐献的唯一途径。2015年10月17日，全球器官捐献大会理事会全票通过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结束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长期受排斥和孤立的历史。一个月后，“顾氏国际和平奖”颁给了黄洁夫。 

　　2016年，中国预计能完成一万五千例手术，成为世界第二移植大国，3至5年内将成为第一移植大国。黄洁夫实现了作为一个移植医生的中国梦。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事实上，黄洁夫不仅敢言，还是行动派。作为致力于推动器官捐献工作的医生和官员，他二十多年前就曾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 

　　2013年，黄洁夫从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但大家仍尊称他为“黄部长”。他如今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仍然延续着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的事业。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退休后，黄洁夫的另一工作重心在全国政协，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转岗到政协后，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政协的各种调研活动上。 

　　从山东到山西，从辽宁到河南，从宁夏到新疆……当然，还有他的第二故乡湖南，2013-2016年，黄洁夫先后两次回到湖南调研。从推进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模式建设到公立医院改革中如何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从武陵山片区基层医疗机构卫生人才建设到西部农牧区包虫病防治，黄洁夫行走在神州大地的各种调研活动中，并且积极建言献策。 

　　世人都知道他在器官移植问题上的直言不讳，事实上，他在医疗体制改革上的敢言也毫不逊色。2009 年，医改方案即将实施，黄洁夫在全国“两会”上谏言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走革新道路：“不少人推崇对公立医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曾经采用过的‘收支两条线’的路径，很不理智！我在医院很多年，太了解‘大锅饭’体制下的后果了！” 

　　两年后，黄洁夫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亲自策划公立医院改革意见会，直指医改进展缓慢：“医改的难点在公立医院改革，但现尚未触碰核心！”之后他又多次带队到全国六个省进行调研，然后毫不客气地说：“目前医改的结果与初衷完全背离！公立医院没有回归公益性，私立医院没有公益化的土壤！医患关系紧张，医生和患者都是受害者，根本原因就是医疗体制没有理顺。” 

　　2016年全国“两会”，他提交了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的提案，指出目前器官移植不在基本医保的范围内，贫困家庭如若患病将无法承受器官移植的高昂费用。 

　　坦荡直言是外界对黄洁夫的总体印象，不论他的工作重心如何调整，他始终难舍的还是那份仁医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