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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洲
清明时节，我想起了一次被刻意隐瞒的屠城惨案。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与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河南被划为国民军的势力范围，胡景翼以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身份具领河南军务督办。然而，尽管脱离北洋军阀，倾向革命，但国民军以客军治豫，军纪很坏，进入河南后，各路败兵与土匪纷纷归其麾下，迅速膨胀，成为“匪来如梳、兵来如篦”的另一种荼毒百姓的祸殃。时年20岁，也是河南人，原籍距离禹县不足200里的中国口述历史的创始人郭廷以曾说过，河南兵匪一家，国民二军的胡景翼几乎全是土匪队伍。两个多月后，为收缴禹县警团枪械，国民军与地方武装发生冲突，胡部遂派重兵围城洗劫禹县，纵兵烧杀抢掠，酿成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禹县屠城大案，成为民国史上挥之不去的阴霾与耻辱。
惨案发生的当年，即有一部非卖品《禹县屠城记》刊行于世，本书作者姓氏不详，如书中所述，似为禹县本地一个年过半百的塾师，身无子女，老妻病殁，孤独一人。作者以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血泪行文，记述国民二军灭绝人性、血腥屠城的实况。上世纪80年代，这篇长文曾作为近代史料，收入到《近代稗海》，后又重印，于坊间是不难见到的。按照官方出版物的说法，屠城惨案的发生是因为河南地方势力唆使禹县民团收缴胡部曹士英旅的枪械，双方发生激战后，曹旅旋即与援军一起反攻才造成的。不过《禹县屠城记》却记述，现称禹州市的禹县自古以来就是商旅辐辏、物宝天华的富庶之地。然而自民国以来，豪强并立，盗匪横行，于是禹县商家与当地士绅自费出资，募集商团警察数千人，加以训练，用来抵御匪乱。但国民军到禹县之后，则欺压良善，迫其供养；而利用武力来敲诈勒索、巧取豪夺的事情频有发生。到了1925年1月的阴历年关，曹世英部曾叫士兵拿着印有京津等字的废钞五万元到商会强行兑换，并声言如敢违抗，即有行动。结果最终导致当地民团与国民军的冲突。1月23日，也就是农历除夕这天，国民军曹旅在收复禹县后，便开始了毫无约束的纵兵烧杀，奸淫掳掠，把一个好端端的五大名瓷之一钧瓷的产地，变成了阿鼻地狱。
作者笔下，这国民军所经之处，处处火海，遍地尸骨，其残忍暴行难以言状。自腊月二十八到新年初五，一个小小的县城，整整经历了一周时间的屠城惨祸。后经禹县红十字会统计，共计焚毁民舍一万余间，男女尸骸七千余具，财产损失达千万元以上。
作者记述，即便是如此心狠手辣、生灵涂炭的人间浩劫，对这些凶残的刽子手来说，还是网开一面、刀下留情的呢。曹部原拟于腊月二十八大开杀戒，攻城前曾下令，凡近城十里之内，五岁以上者，悉杀无赦。但因其前岁在此处所纳小妾是一禹县人，以乡土关情，痛哭哀求，长跪不起，此道命令才未下达。改为城内有关系人家，可协商某团某营的保护字条，粘贴门外，以便识别而免遭杀戮。《禹县屠城记》中所记，均为作者耳闻目睹之实况，已足令人发指，教人切齿，但也远非此次惨案的全部。据作者称，“年内外在河南境内沿铁路各县如临漳、安阳、西平、遂平，不知凡几。”作者在文中痛心疾首地写道：“嗟夫！天下之惨痛之事，孰有过于断脰洞腹，躬被杀戮者乎？然自仆视之，以较伏初于烈焰弹雨中，目睹白发黄口、故旧亲戚引颈受刃于哀乞呼号之下，肠断心碎，其惨痛实远不如。”作者直斥国民二军：“假名曰民党，窃号曰国民军，以济其穷凶极恶，荼毒吾禹。此其罪之所以愈不可赎，真可为中华民国痛哭流涕也！”
惨案发生后，豫省哗然，然胡景翼仅将该旅团长王祥生枪决，布告缉拿在逃的曹士英，来草草结案，以安地方。惨案的直接凶手曹士英原系国民二军收编的直系残部，也有为国民军扬善弃恶的历史学者，故意把这次屠城的罪行算在了北洋军阀头上。所以，由于历史的原因，《禹县屠城记》这么重要的一篇史料，竟长期被人刻意隐瞒或隐而不表，笔者在一本描述国民军史的历史出版物中，竟然读到如此描述国民二军的文字：“由于胡景翼的大肚量、高姿态，深得豫省人心。武士投效兵营，文人参赞幕府，各方人物云集，大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概，河南一度呈现和平景象。”真可谓黑白颠倒，判若云泥！面对不忍听闻的禹县屠城纪实与七千多被无辜杀戮的孤鬼游魂，这书中所称的“和平景象”，真可谓是罔顾史实的诛心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