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
地下党大功臣蔡叔厚,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如今已没多少人知道他了。
蔡叔厚(1898—1971),祖籍浙江诸暨,生于天津。1916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在孝丰造纸厂任机电工程师。1919年,为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参加上海工人大罢工。1921年秋,考取留日官费生,第二年考入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班。1924年毕业回国,创办上海绍敦机电公司,决心以工业救国。
那几年蔡叔厚致力于机电工业的创造发明,制成了紫光电疗仪、烘花机等新机械,又首创在上海大世界、新世界屋顶设置电动新闻广告等,逐渐在上海商场崭露头角。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交往的人也越来越多。渐渐地蔡叔厚与张秋人(与萧楚女、恽代英并称“广州三杰”的中共早期革命家)、徐梅坤(中共“三大”中央执委)、杨贤江(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者、上海“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结为好友,绍敦公司逐渐成了左翼沙龙,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张秋人、徐诚梅和杨贤江、姚韵漪夫妇都住进绍敦公司避祸。
毛泽东曾赞扬他的老师徐特立:1927年白色恐怖,人们纷纷退党时参党;而蔡叔厚也就在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自传》中谈到入党的动机时说:“……我为周围许多共产党员在极端危险中沉着、坚强斗争的优秀品质而感动,看见革命者一天天的牺牲,一天天的减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补上这一个斗争岗位。”
蔡叔厚入党后,和李强等人试制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因此在中共党史上,与曾希圣(解放后曾任安徽、山东省委书记)并称“无线电双雄”。
从此,绍敦电机公司正式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负责接转河北、天津、北京三地与中央机关的联系。同时,它也是遇难同志落脚、寻找党组织的地方。先后接待安排过广州起义失败和浙江“清党”后到上海去的叶剑英、曾宪植、徐冰、廖承志、匡亚明、冯雪峰等著名共产党人。“皖南事变”突围的钱俊瑞、余立金等,都曾到过这里。由绍敦公司供应食宿,并资助路费把他们安全送往苏区。那段时间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所赚的钱,大多用作华北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大家打趣地称他“蔡老板”,把他的公司称作“济难会”。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蔡叔厚协助党中央将周恩来、陈云、陈赓、李富春、邓小平、聂荣臻等人撤出上海,又为党组织立下大功。
1932年,蔡叔厚被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先后隶属肖项平(时任地下党北京市委秘书长)、罗伦斯、史沫特莱领导。1932—1935年春,他通过南京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内线,逐月获取蒋介石阅批的《兵工月报》,为中央苏区反“围剿”作出了巨大贡献。1935年4月,罗伦斯被捕,组织被破坏,他在史沫特莱领导下做善后工作,将中共在日本从事情报工作的肖项平、吴选青等秘密撤往苏联。第二年春,由于史沫特莱匆匆撤离,蔡叔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在此期间,他一面经营企业作掩护,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 1942年他在重庆曾家岩见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自以为接上了党的关系。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没有及时对这批情报人员履行组织手续,以至这位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一直游离党外。尽管如此,他依然凭着信仰和党性一直为党工作。解放前夕,他还通过汤恩伯的关系,保释了一批进步人士出狱。蔡叔厚1923年留学日本时与汤恩伯相识;汤恩伯1926年回国后,曾蒙蔡叔厚接济,并在绍敦公司里住过一段时间,两人私交一直很好。
解放后,蔡叔厚多次向组织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但因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一直未获解决。 文革期间,被诬为“特嫌”逮捕入狱,受尽迫害,1971年5月6日,冤死于秦城监狱。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