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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援鄂民五护国阵亡将士公墓 李戎摄
百年辛亥，血映中华。湖湘子弟在这场革命中或冲锋陷阵，壮烈牺牲于战场；或赴江蹈海自殉，警醒国人奋起；或海内外奔走呼吁，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或身陷囹圄仍坚毅不屈，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湖湘革命党人为辛亥革命立下了赫赫功绩，为追求民主共和的篇章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枫叶如血，湘水似泪。在巍巍岳麓山上，长眠的70余位辛亥英烈忠魂，铭刻着那段风云际会的历史。
烈士碑
对岳麓山来说，一座山的历史，就是一部英烈传奇。
从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左侧前行，穿登高路，入南大门，前行不过100米，没有指示牌，静静地躺着一座“辛亥援鄂民五护国阵亡将士公墓”。墓园不大，16座坟冢紧紧挨着，两行墓碑整齐排列。他们是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6年护国运动中，湖南派兵援鄂和参加讨袁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遗骸1916年下半年才运抵长沙。英勇牺牲的将士们，魂归家乡后，有些竟不知姓名，众多墓碑上仅刻“烈士”二字。
继续前行，公墓还有一处，就在景区管理处的后山。这一批也是在革命爆发后，援鄂牺牲在汉阳的湘军烈士，1912年被国民政府公葬，18座坟墓，亦有多位无名英雄。
两处公墓相距不远，外观简陋，但每一块墓碑坚毅地树立着，风雨斑驳了它们的容颜，岁月却不能改变历史。烈士们静静地安息着，对他们而言，今天的世界是曾经的期盼。
再往山上走，可见刘昆涛墓。相比前面的将士公墓，记者惊诧于刘墓雄伟的气势，须走近30余级台阶方可抵达墓台。墓座处于石块砌成的高台之上，可俯眺远望。墓碑则若剑指苍天，上繁体大书“刘公昆涛之墓”，字间碎白瓷块镶嵌，如白花点点。墓座后方为大圆弧形石墙，远观如交椅。“莽莽三湘地，将军战绩多。”刘建藩，字昆涛，湖南醴陵人，中国同盟会会员，1911年武昌起义时，参加援鄂桂军。护法运动时，领兵抗击北洋军队，1918年5月5日追击敌军阵亡于株洲，1920年迁葬于此，被誉为“护法元勋”。
见到“湘潭胡子靖先生之墓”，顿时会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想荡气回肠的辛亥革命运动，为何湖湘子弟名动中华，这里找到了答案之一。正如《辛亥前夜的细节长沙》一书作者陈书良先生所说：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的新式学堂，成为革命的重要舞台。
胡子靖正是立志兴学救亡的老先生，他创立的明德学堂，“为湖南私立学堂之始”。黄兴曾执教于此，并与陈天华、宋教仁创立反清组织“华兴会”。可以说，明德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胡子靖“先生任校长38年，以磨血精神辛劳筹款，诚聘名师，造就大批优秀人才，誉称‘北有南开、南有明德’……树立规模，功德卓著。”
蔡黄墓
据岳麓山风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如果从南大门上山，往麓山寺、白鹤泉方向走，可以到达黄兴、蔡锷墓，而那条大马路就是90多年前为“国葬”二人所修。
1916年10月31日，42岁的黄兴因积劳成疾逝世。10天不到，蔡锷亦因病逝于日本，终年仅33岁。
二人逝世噩耗传出，全国上下深为痛惜，孙中山在病中为两人写了挽联。以黎元洪为首的北京政府，也十分重视，以“国葬”厚待，明令孙中山、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等人为主丧人，并要求出殡日“下半旗”、“停止嫁娶”、“停演戏剧”、“停止宴会”、“禁止弦歌”。
据史料《蔡松坡先生荣哀录》和《黄克强先生荣哀录》记载，1917年4月12日为蔡锷出殡日。这天，虽然大雨滂沱，出行不便，出殡队伍组成二十八个队列起行，各省代表、军警、学生、民众数千人，哀乐阵阵，三湘父老痛哭“我湖南又弱一个了”。下葬时，其老师梁启超沉痛地呼唤：“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
蔡锷是辛亥革命以来“民国国葬第一人”，故史称“民国之有国葬，实自松坡始”。
三天后，黄兴出殡，形式与蔡锷相同，只是雨停转阴，送葬者比蔡锷要多，“自学院街出发……船上行绕水陆洲后，再进小河下行二里许，在岳麓书院附近码头依次上岸，计渡河送葬者达六千人以上”，灵柩安全运抵岳麓山顶后，“谭延闿首领主祭，各部、各省、各处、外国来宾陪祭”，场面悲壮。
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名胜区文物管理科负责人胡滔滔说，岳麓山因为有了黄兴、蔡锷墓，民国时期过往名流纷纷前来拜谒。岳麓山，由此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高。
如今的黄兴墓，气势最为磅礴，其位置接近岳麓山顶，也是岳麓山辛亥烈士墓最高的。塔形碑柱为一整块四棱形乳白色岩石琢成，高约10米，上镌“黄公克强之墓”，整个墓园占地1186平方米，苍松翠柏，掩映其间。墓碑石刻有章太炎撰写的墓志铭。四周则是各“省政府主席、督军”的颂文碑。由于地势高，站在墓前，凝视那直插云宵的碑柱，再眺望山下长沙城今日的繁华，看湘水北去，青山葱翠。遥想当年硝烟滚滚，金戈铁马的场景，不由得感怀黄兴自题诗作《咏鹰》的豪情壮志：“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从黄兴墓往正下方走数分钟，即到达蔡锷墓。
蔡锷墓建造形式与黄兴墓稍不同，墓柱下围成一个圆形，周围有24块铭颂碑文。整座墓周围绿树成荫，更有两棵树龄达150年的枫香树立于前侧。令人遐想的是，岳麓山景区导游图上这样标注蔡锷墓：“侠骨柔情一名将”。站立墓前，秋风携着枫叶竟似小凤仙如泣如诉的吟唱：“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作长风绕战旗”。历史不容亵渎，但蔡将军这样的爱情传言，更多的是寄托一种美好的愿望。在人们心中，也许只有将军和名伶可相依相恋，相伴一生。
忠魂谱
麓山如书，每座墓，都有一段故事，一段历史。来到墓前，就尤如翻看历史的某一个章节。
在岳麓山博大的胸襟里，还深深埋葬着诸如蒋翊武、焦达峰、陈作新、禹之谟、陈天华、姚宏业、刘道一、彭遂良、彭昭等辛亥英烈。
焦达峰和陈作新是浏阳人，辛亥革命爆发时，焦、陈率长沙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建立湖南军政府，被举为都督和副都督。1911年10月31日，在立宪派发动的兵变中二人同时被害，焦达峰年仅24岁。焦、陈遇难后，谭延闿任都督，为缓和民愤，追赠二人为上将，归葬岳麓山，供后人瞻仰、凭吊。
而爱国志士陈天华、姚宏业虽未参与辛亥革命运动。但是，他们的爱国忧民之心感召了一代湖湘子弟。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以血泪之声，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风行于世。
1905年12月，陈天华（今新化人）在日本东京投海自尽，以死激励国人，“共讲爱国”。姚洪业（今益阳人）第二年5月也在上海黄浦江忧愤自杀。
陈天华、姚宏业二人的殉国决心和勇气在湖南各阶层爱国群众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时任同盟会湖南分会首任会长的禹之谟（今双峰人）、覃振等人倡议，决定公葬两烈士于岳麓山，“以彰义烈”。
1906年5月23日，陈、姚灵柩运抵长沙。5月29日，陈、姚葬礼正式举行。当天，长沙全城学生出动，送葬队伍达数万人，绵亘十余里。“送葬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
禹之谟主持公葬陈、姚两烈士的举动，引起当局仇恨，禹当年8月被逮捕，次年1月5日被杀害于今怀化靖州，年仅41岁。史料记载其刑前高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救四万万人而死！”
禹被害后被运回家乡双峰青树坪。第五年，即1912年，由黄兴呈请追赠其“陆军左将军”，为“恤其遗族”，也归葬长沙，与陈天华、姚宏业一起长眠于巍巍岳麓山。于是他们生同道，死也同眠。
岳麓忠魂，虽不能一一道尽，但我们依然要铭记：
刘道一，祖籍衡山，生于湘潭。他1906年发动“萍浏醴起义”，后被捕遇害，年仅22岁。他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1922年，他与妻子曹庄移葬于岳麓山。
林修梅，临澧人。武昌起义后，林跟随焦达峰于10月22日光复长沙，后在都督府参谋部任事。1928年10月，“国葬”于岳麓山屈原祠。其墓碑上刻“奉令国葬，林公浴凡之墓”。可谓岳麓山“民国国葬”第三人。
覃振，桃源人。作为辛亥革命的先驱者，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元老、著名的爱国人士，他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7年初夏“国葬”于岳麓山。遵其遗愿，墓碑仅刻楷书“覃公理鸣之墓”，未署任何官衔，表示他生前对官场的不满。
......
他们为何魂归岳麓山？
湖南辛亥烈士不葬于家乡，而选择魂归麓山，甚至于一些烈士葬后数年再迁葬于此这个问题，一直令人好奇。岳麓山风景文物管理科负责人胡滔滔介绍，很多人不止一次地问过他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权威性说法。
他分析，主要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私人情感。他曾求证黄兴的长孙黄伟民先生，黄伟民说黄兴对岳麓山甚是喜爱，曾表示将来要归葬于此，所以这是一种说法。本报记者在采访黄伟民先生时得到了证实，“黄兴当年常常到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合并讲课）来听课，那时便和岳麓山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关系。埋葬他的地方就是他当时经常和同学们讨论课程和革命理想的地方，也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所以他选择了这里作为自己的墓地。”
胡滔滔说，第二种原因是岳麓山本身曾有墓地，如有“教育、民政公墓”等，长沙方言以前喊“岳麓堆”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青山埋忠骨”，这么多英烈埋在这里，是一种抚恤和荣誉。迁葬于此的英烈，更应是厚葬之意。胡滔滔介绍，对辛亥革命人物有深厚研究的湖南师范大学饶怀民教授等专家学者，基本上倾向第三种意见，“这是一种主流的说法。”
辛亥革命先烈后裔在岳麓山黄兴墓前合影 李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