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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相比，蒋翊武和刘复基的名字被提起的频率甚少。但回首历史，不难发现，这两位100年前的湖南籍“80后”，一个被孙中山誉为“开国元勋”，一个被同仁称为武昌首义的“实际主帅”和革命军中的“诸葛”，对武昌首义的整个谋划和领导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志同道合的同龄“老庚”
刘复基与蒋翊武都是“甲申年”出生，算是同年“老庚”。
1884年12月，刘复基出生在风景如画的常德府武陵县柳叶湖畔，此地当时属武陵县白鹤山乡泉水桥村，现已划归常德市“柳叶湖风景名胜管理区”。
刘复基的父亲刘文福在常德大河街经营一家灯笼店，生意惨淡，勉强糊口。大河街，紧邻沅水，连接着府城和码头，街面热闹而繁华，形形色色的人往来复杂，信息交流也异常快捷。在这样环境里成长的刘复基，从小就见多识广，渐渐形成了喜结天下豪杰的侠胆性格，并开始与一些会党帮派人物接触。他深受湘西哥老会众人的敬重，被拥戴担任了哥老会金凤山刑堂。
少年时代，刘复基念过私塾和德山书院，1903年，刘复基就读于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他喜读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诸人著作，渐渐萌发民族主义思想。
1901年，刘复基曾慕名找到前来常德参加府考的宋教仁，将宋迎到自己家，畅谈时事，越谈越投机，成为莫逆之交。宋教仁比他年长3岁，每过常德必与刘复基相会。
1904年9月，宋教仁以华兴会西路负责人的身份回到常德一带活动，以图在西太后70岁生日时发动起义。他在联络会党的同时，嘱托刘复基在学生中做工作。这样，刘复基与就读于西路师范学堂的蒋翊武相识了。
蒋翊武1884年底出生在澧州（今澧县）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祖辈10多代生活在澧县车溪乡群力村10组的蒋家庙，世代佣耕为生，家无恒产，终年劳累，不得温饱。为免遭豪绅盘剥，其父蒋定照少年进城学艺，跟堂兄学制腐竹。先在南街吕家对门白家巷的崔氏祠堂居住，后在丁公桥街购置简陋小屋。娶妻张氏，勤俭持家，生五子一女，蒋翊武居长。
蒋翊武5岁时启蒙于县城里的“澧兰书屋”，自小爱好文学，尤其推崇屈原、杜甫的诗作，这些作品中忧国忧民的思想，对他人生观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为求新学，蒋翊武少年时便外出游学三载。直至1902年，澧州创办官立高等小学堂，蒋翊武以同等学历被破例录取，编入第一班就读。由于他的基础较好，加之勤奋好学，仅用3个月就通读了全部课程，1903年上半年，蒋翊武得以提前毕业。适逢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17岁的蒋翊武拒绝了父亲让其参加科举考试的主张，对满清朝廷不屑一顾：“奴隶功名，要它何用？”次年春，蒋翊武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沅澧流域最高学府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
蒋翊武与刘复基相识后，又认识了宋教仁。在研究蒋翊武的专家周星林看来，刘复基和蒋翊武受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影响很深，并在他的影响下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宋教仁在常德期间，在城内五省客栈设立了“湘西联络总站”作为起义的总机关，并决定在泮池街附近的祗园寺设立一分站，由蒋翊武等负责。之后，宋教仁留下刘复基等人在常德继续准备，自己亲赴长沙落实起义的经费和枪械。不料，由于会党首领游得胜、萧桂生的被捕，华兴会长沙起义事泄失败，黄兴、宋教仁逃亡日本，蒋翊武等被开除学籍，刘复基亦被迫逃散。
以文学社为名组建革命军
华兴会起义失败后，蒋翊武避走故乡，刘复基则隐匿于家乡柳叶湖，继续组织会党。1905年10月，刘复基邀蒋翊武东渡日本。在上海，蒋翊武因病辍行，暂留沪养病，刘复基则于11月抵达日本，并于当月经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6年春，蒋翊武就读于同盟会会员姚宏业（湖南益阳人）等在上海吴淞口创办的中国公学，积极参加校内外同盟会员的革命活动，参加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竞业学会。不久，与同盟会会员杨卓林（湖南醴陵人）商议创办《竞业旬报》，以白话文宣传革命。
这年春，刘复基受宋教仁的派遣回国，与胡有华、覃振等在长沙府署的五堆子设立《中西报》代办所，往返于湖南、湖北，运销《民报》，联络同志，并于这年加入了湖北的革命团体“日知会”。同年秋，刘道一奉同盟会总部之命，回湖南策划萍浏醴起义，并在长沙水陆洲召开骨干会议，研究起义方略。蒋翊武以《竞业旬报》记者身份赶赴长沙参加会议。后起义失败，蒋翊武被迫离湘返沪。这时，刘复基亦应邀来沪，协助杨卓林创办《竞业旬报》，10月28日，《竞业旬报》正式出版，蒋、刘均是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在上海期间，刘复基介绍蒋翊武加入了同盟会。
1907年2月，因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事泄，《竞业旬报》被迫停刊，蒋翊武、刘复基不得不再次退居故里。
1909年秋，刘复基经兄长介绍到汉口《商务报》任会计兼发行人，与他同往湖北的还有志同道合的老朋友蒋翊武。蒋翊武立志投军，化名“伯夔”，在天门投入41标3营左队充士兵，并参加了群治学社。这时，《商务报》经费短缺，几乎不能维持，群治学社负责人李抱良以社中积款充作《商务报》经费。于是，《商务报》成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
1910年春，四川、湖北、湖南保路风潮起。恰好主张借款筑路的杨度由湘入京，路过汉口。李抱良、刘复基等聚众殴打了杨度，被英国捕房拘留。于是“群治学社”的名称被清方侦知，《商务报》亦被迫停刊。
殴打杨度事件之后，刘复基更加坚信了要使革命成功，必须通过军队的信念。于是，刘复基从理发店买了一条假辫子，毅然参加了湖北新军。非常有意思的是，刘复基投入的部队是蒋翊武所在的41标3营左队，化名“汝夔”。
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此时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友。他们以士兵身份作掩护，在新军中发动同志。
这时，群治学社已改名为振武学社。1910年底，为重整这个革命团体，大家商讨决定将其改称为文学社。1911年1月30日，借春节团拜的名义，文学社在黄鹤楼召开成立大会，并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部长，蔡大辅为书记，王守愚为会计。以詹大悲的《大江报》为机关报。
会后，文学社的社务有了很快的发展，到5月，文学社在新军中已发展到3000多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五分之一，并于5月10日在社员张廷辅（新军第八镇30标排长）的空屋（小朝街85号）设立机关，由刘复基驻机关办公，王守愚、蔡大辅协助工作。从此，刘复基脱离军队，专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起义的组织工作，被当时湖北革命党人称为“文学社的诸葛亮”、“革命军中一智囊”。
蒋翊武领导文学社，在社务拓展方面取得飞速发展。到1911年5月，文学社社员遍布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21混成协，社员由成立之时的8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占湖北新军总人数的六分之一，成为湖北第一革命团体。起义前夕文学社社员更是发展到万人左右。
在蒋翊武和刘复基竭力发展文学社的同时，湖北新军还有一个影响仅次于文学社的反清团体——湖北新军孙武领导的共进会。为整合革命力量，刘复基凭借超常的协调能力和人际关系从中斡旋，经过多次接触，两会终于达成了合并意向。
文学社实现的是“抬营主义”，意思是指在朝廷军队里面组建革命党组织，一旦命令下达，革命党人揭竿而起，以政府武装实现反政府的目的。这完全摆脱了以往以会党为革命主力的方法，而是将清朝新军“演变”为革命武装；将传统的依靠少数革命精英冲锋陷阵，变为发动基层革命者形成声势浩大革命阵营。
有史学家指出：“武昌起义是在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组成的统一机构领导下发动的，其主力是湖北新军，因而在实质上是一次革命化的士兵起义。其中文学社社长蒋翊武、评议部长刘复基就是新军中党人的杰出代表。”
献身民主共和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雄楚楼10号刘公寓所召开联合会议。根据刘复基建议，双方团体以武昌革命党身份举行起义。此时，湖北革命形势一触即发。蒋翊武已随第41标第3营左队调往岳州驻防，文学社方面事务由刘复基全权代理。
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各部队代表会议，推举蒋翊武为起义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被推举为常驻军事筹备员。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的重要不仅仅是搭建了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成功后军政府的机构，更重要的是讨论和通过了由刘复基起草的起义军事总计划。后来，当起义中枢机构遭到破坏后，各部基本上是按照刘复基方案行动的。会议最后确定10月6日（农历中秋8月15日）起事。
历史把这两个早有准备的革命者推上了历史的关键风头。
由于清朝当局已闻起义风声，中秋这天，军方特别戒严，加强了巡逻，如临大敌。如果在此有防备情况下举义，必遭失败。孙武、刘公、刘复基等人开会决定改期在10月9日，并通知各军如期响应。
10月9日凌晨，蒋翊武由岳州驻防地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召集各标营代表商议起义事宜。此时，黄兴来电约九月初（公历10月底）11省同时起义。宋教仁等人由于上海的事务缠身也不能及时赶到。刘复基深思熟虑，认为既然计划已定，恐迟生变，提出立即起义，蒋翊武则坚持按黄兴来电行事。
然而，临近中午，突然传来汉口制造炸弹不慎爆炸，孙武重伤，总机关遭到俄租界巡捕收查，当场被捕多人，起义名单、旗帜、文告落入敌手的消息。孙武带伤逃脱，但刘公之弟刘同经不住刑讯，将起义之事和有关人员招供出来。
蒋翊武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
于是，蒋翊武立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起行动。谁知当晚11时许，军警包围了起义指挥部。指挥部全体人员被捕。蒋翊武趁敌人不备翻墙逃脱。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于次日凌晨遇害，史称“首义三烈士”，刘复基年仅27岁。
蒋翊武脱险后，于10日天亮时即派人去各标营传令：改在当天夜间，依照9日原令起义。晚上8时，新军工程营在营代表熊秉坤带领下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各路人马纷纷响应，清吏望风而逃。自此，武昌首义成功。参加起义的第31标第二营右队严荣华曾说，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蒋翊武在10月9日果敢地发布第一道起义命令是非常重要的。
11月9日，是彭、刘、杨三烈士英勇就义一个月的忌日，蒋翊武作为湖北军政府的特谴代表率领参与起义谋划的文学社、共进会会员，前往烈士就义地点进行吊唁，在紫阳路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宣布将皇殿改为“辛亥首义烈士祠”，确定在旧督署东辕门内建立三烈士亭，改平阅路为“彭、刘、杨路”。
非常不幸的是，两年之后，蒋翊武因参与“二次革命”，主张武力讨袁，遭致袁世凯的通缉。1913年8月29日，蒋翊武在避走广西的途中，被陆荣廷的部下截获，9月9日下午遇害于桂林，年仅29岁。后来，孙中山出师桂林，亲笔为他题写“开国元勋”纪念碑。
这两位常德籍的革命家、民主共和制的“开国元勋”，自相识以来，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以其毫不动摇的革命信念，孜孜不倦地追求革命真理，为民主共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参考文献：《武昌首义中的智囊刘复基》〈周洵主编〉；《蒋翊武评传》〈周星林著〉；《蒋翊武刘复基》〈周星林李四清著〉；2011年第五期《当代》杂志的长篇纪实《1911之革命尚未成功》〈作者：王树增〉。本文特别鸣谢蒋翊武的外孙鲁松明、蒋翊武的侄孙蒋祖骏、刘复基的孙子刘继尧及蒋翊武常德研究会会长、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副书记周星林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