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宋教仁的一生

　　“宋教仁在当时是非常醒目的人物，他思想超前，又是个演说家，他到处发表演说，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攻击袁世凯的独裁，可以说是锋芒毕露。”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宋教仁研究会会长谢春开对记者说，“宋教仁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他的爱国忧民之心和创建民主共和新制度的信念始终坚贞不二。”

　　“湖南人是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常德人是急先锋。作为一位常德桃源人，深深景仰宋教仁的革命精神和超人才华，感觉有一份责任、有一份担当，要还原历史的真实。”谢春开说。

　　一颗最耀眼的流星 

　　百年后，回望历史。

　　在20世纪政治史上，宋教仁是一颗最耀眼的流星。他的革命生涯，从1903年结识黄兴、陈天华后参加革命活动算起，到辞世时也不过十年。他对于辛亥革命和革命后的政局、政治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他提出的关于中国民主宪政的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宋教仁，自号渔父，以纪念自己的故乡湖南桃源。但宋教仁从来就不是《桃花源记》中那个避世的渔父。他和黄兴、蔡锷这些湘籍精英，当年被张之洞等人选中，作为大清朝培养的接班人，送出国外留学。

　　可历史总是不可思议，当年清政府派出去学习的接班人回来变成了掘墓人。这些人回国后，一再举事，一再流血。从浏阳、醴陵、萍乡，到钦州，到黄花岗。

　　谢春开把宋教仁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总结为四点：他为推翻清王朝统治浴血奋战；他著书捍卫国土功不可没；他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他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和初期实际领袖。

　　当年同盟会处于无人领导时，宋教仁和谭人凤等筹划成立了中部同盟会。在深刻总结了沿边省份历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革命三策和战略重点转移，实施长江流域中部革命的思想，策划并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宋教仁在深入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成功经验后，提出中国摧毁封建君主专制后创建民主共和的新制度。

　　复旦大学教授张冬生引入生物遗产学的理论，设计了一个辛亥革命成功的大中心法则模式：辛亥革命大中心法则——孙中山，辛亥革命理论家（DNA）；黄兴，领导辛亥革命（RNA），宋教仁，组织国民党（RNA）；三者缺一不可，有机结合才有中华民国的建立。

　　从张冬生法则可以看出，宋教仁的影响力不亚于孙、黄。

　　桃花源里一“狂生” 

　　1882年4月5日子夜时分，在被誉为世外仙境的桃花源旁的乡村，青松翠竹簇拥着的一座封火筒子的古宅中，伴着初夏的几声惊雷，一个婴儿呱呱坠地。

　　他就是在清末民初政坛上浪跃三千的宋教仁。

　　宋教仁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宋家的左侧是闻名遐迩的桃花源，前面是汩汩滔滔的沅江。年幼的宋教仁就是在古老的传说和沅江号子的伴随下，吸吮着沅江的液汁，阅读着桃花源这部“古籍”长大的。

　　他6岁入私塾读书，开始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二三年后，继习四书五经，并学习诗词。年幼的宋教仁天资聪颖过人，读书过目成诵，加上又非常用功，所以尚在“总角之龄便扬名于乡里。”

　　有一年的除夕，宋教仁的母亲给他出了这样一联：“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为乾坤增色”，令宋教仁次日对好。次日初曙，宋教仁一早起来擂鼓三通，母亲急忙披衣起身，问儿子何故擂鼓？宋教仁笑答：“初春雷未动，发三通鼓，助天地扬威。”可见，年少的宋教仁其抱负已非同一般。

　　宋教仁16岁那年，由父母作主，媒妁之言，与比他大4岁的方快姐结为夫妻。

　　新婚燕尔，他与妻子“过门”去拜望岳父岳母。岳父方老爷知道女婿满腹经纶，颇有才气，因此特地请来一帮乡绅作陪。酒过三巡，一老朽大谈“皇恩浩荡”、“国泰民安”。宋教仁听了，如同嚼了一只苍蝇般难受，驳斥道：“请教各位前辈，当今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国有豺狼当道，列强横行于国土之上，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汉种快灭，国家即亡，我们在不远的将来都要做亡国奴了，请教各位先辈，不知皇恩如何浩荡？！”

　　满桌皆惊，一个个张口结舌。

　　宋教仁接着又说：“我们要保种救国，必须齐心协力，满清皇帝是可以赶跑的！”

　　大家见他口出“狂言”，要赶走满清皇帝，不由惊恐万状，吓出一身冷汗。那位有点名气的绅士方志成，摇头晃脑，煞有介事地说：“你年纪轻轻，怎么满嘴胡言，犯上作乱！当众辱骂皇上，要是叫官府晓得了，你知道该当何罪吗？！”

　　乡绅赵吉祥也将手中酒盅重重一搁，帮腔道：“吾听人讲，方家姑爷聪明过人，年少得志，但莫被异端邪说迷惑，误了前程啵！”

　　宋教仁霍地站起，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气恼地说：“各位前辈，误了个人前程事小，误了国家的前程才是要紧的大事！”说得那些乡绅们一个个面红脖子粗。

　　“恕我直言，新姑爷太狂了，太狂了！”“我们不敢作陪，不敢作陪……”

　　这些老朽们如临十万大兵，一个个扔下酒盅，拂袖而去。

　　研究“间岛”捍卫国土 

　　事实上，宋教仁著书捍卫国土的功绩并不被人熟知。1970年春，他所著的《间岛问题》，成为了中日领土谈判中的力证。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占有朝鲜，并鼓励朝鲜人大量越界开垦，然后由日本一个叫“长白山会”的团体，制造出所谓“间岛问题”，声称中国延边地区的一大片领土是中朝未定界的“间岛”，图谋占据，否定了图门江是中朝界河的事实，后果十分严重。

　　宋教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完全出于偶然。1907年，宋教仁赴东北策划绿林豪侠“马贼”李逢春等人反清运动期间，得知了日本人的这个阴谋。他化装成日本人，打入长白山会，侦获该会大量关于“间岛问题”的假证据，拍照带回日本。然后在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特别是找到一个名叫古山子的朝鲜人于中国康熙五十五年出版的《大东舆地图》，清楚地表明中国与朝鲜的界江是图门江。

　　在这些有力证据的基础上，宋教仁写了6万字的著作《间岛问题》，从语言学、国际法、历史、地理等角度，特别是利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就“领土主权的历史”、“自然的地势”、“境界的条约”几个方面，论证了日本人所指的“间岛”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宋教仁研究“间岛问题”，是为了挽回国家的权益。他把自己写成的著作托友人交给了清政府驻日公使。虽然清政府是自己的“敌人”，是革命的对象，但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宋教仁仍坚持“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发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

　　清政府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在与日本的谈判中取得了成功，这一片领土得到了保全。

　　提出著名的革命三策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谭人凤主张将革命重心转移至长江流域，“谋长江革命”。宋教仁在东京召开的各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

　　他指出，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领北京，然后号令全国；次策是中部革命，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又策是边地革命，进据边要，徐图进取，以东三省或云南、广东、广西为地点。

　　三策之中，上策最善，但是最难；下策已经过多次实践，行之而败，而且容易酿成分裂之祸；只有中策比较适宜，应当重视长江流域的工作。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按照“长江革命”的思路，相继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等地建立机构，将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为武昌起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黄花岗之役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独立执行中策。并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于是有武昌起义之成功。

　　武昌首义成功后，湖北省最先脱离清朝统治，成立了湖北军政府。起义成功18天后，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和宋教仁抵达武汉，受到热烈欢迎。让后人常感遗憾的是，略显仓促的首义未能等待同盟会领导人的到来，反而将一个清军协统黎元洪推上了历史舞台。然而以当时的形势来看，起义爆发在武昌，实是源自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对长江中下游流域革命的推动。而宋教仁正是该会的总务干事和发起人之一。

　　倡导内阁制 

　　另一个以今天的角度看来更加宝贵的财富，是首义后由宋教仁领导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法制方面，他精研过西方和日本的法制思想，特别重视法律、尤其是宪法的建设。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并投入实践的宪法草案。宋教仁当时起草的这部约法，乃至最后以此为蓝本而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初衷都是为了稳定革命各方力量，抑制封建官僚对新生社会民主建设的负面影响，进而通过法律手段实现民主宪政。

　　在政体方面，宋教仁一直致力于建立“民权的立宪政体”，以建设西方式的“议院政治”为目标。他坚持主张责任内阁制，希望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总统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而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是形成“议院政治”的前提，“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要实行内阁制，就必须有完善的政党，“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民国成立后，为了从根本上制约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并使之成为民初最大的政党，希望依靠这个党取得国会选举的胜利。

　　他到各地宣传国民党的纲领，宣扬自己主张的内阁制，反驳政敌的非难。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夺得众、参两院870个议席中的392席。

　　有专家认为，这个“国民党”，不同于1924年孙中山主导的中国国民党，实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

　　含恨而去 

　　1913年3月20日，接到袁世凯邀请，准备启程北上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宋教仁，在上海由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陪同，从《民立报》社来到沪宁车站。就在宋教仁走到检票处时，突然一声枪响，宋用手摸着腰，大叫道：“我中枪了。”在紧接着的两声枪响后，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迅速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窜逃，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中。

　　宋教仁挣扎着倒在黄兴怀里，地上一片血迹。在被人紧急送往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后，宋教仁于第2天含恨而去，年仅32岁。据送行的友人描述，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做依依不舍状，眼眶中尚有泪珠。

　　“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这是宋教仁临终前请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的内容。

　　凶手很快落网，一个22岁的流氓兵痞承认子弹是从他的枪膛中射出的。侦查、抓捕、取证、审讯，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突然传出凶手暴毙狱中的讯息，一个毒杀凶手的馒头，将一个举国瞩目的政治大案划上了句号。从此，关于宋教仁案幕后的元凶就成了一个谜。

　　得知宋教仁被刺杀后，孙中山匆忙从日本回国，为其挽联称：“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参考书目：罗永常的《血祭共和——追记宋教仁》；谢春开的《在宋教仁常德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张冬生的《宋教仁与辛亥革命》）

　　宋教仁简介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享年32岁。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